6月3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研究进一步推动《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的贯彻落实工作，指出以钉钉子精神把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一抓到底。

为进一步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各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效果如何？形式主义还存在哪些老问题和新表现？广大基层干部还有哪些期盼和建议？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编  者  

减负效果怎么样？

文山会海少了，但形式主义出现新动向、新表现

“文件、会议数量都明显减少了，质量也有所提高。”谈及减负成效，南方某省港航部门一名处长细数工作变化。“督查考核上，以前部门要花两三周时间撰写简报、汇总台账等材料，现在，一份书面材料就够了。”

而在重庆开州团区委书记冉奇看来，减负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自己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抓落实了。上级单位利用大数据共享信息、下基层调研不提前“踩点”，省下来的时间都用在了解决实际问题上，单位的实干氛围越来越浓了。

过去一年间，类似的变化还有不少。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基层干部向记者直言，一些长期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依旧存在，有的还出现了新动向、新表现。

“线下会议确实少了，但视频会议却增多了。开展‘脱贫普查’时，市里每天都要进行视频培训、部署，乡镇有些无关部门，也常被拉进来。”山西晋中市某县驻村第一书记李某说，视频会议本是为了方便，但若被滥用，也会成为新的负担。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在基层工作中应用越来越多，诸如一些理论学习“云平台”等工具极大提升了干部的理论素养，但有些省市各级各部门纷纷开发自己系统内的APP，内容雷同，却都要打卡留痕，智慧办公无形中增加了“云压力”。

更有甚者，一些原有的形式主义难题“改头换面”又重新出现。山西运城市某县组织部工作人员张某说，“红头文件减少了，但‘白头’的增多了。以县委县政府名义下发的‘红头文件’不能超过100个，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文件又会以‘便签’形式下发。”

此外，久为基层干部诟病的“以会议贯彻会议”现象仍时有发生。东北某省会城市某区委办公室科员张建川告诉记者，“上级要求我们加强环保工作，其中一条是‘每个月必须开一次以环保为主题的会议’，年底还要检查会议记录。”

减负为何这么难？

基层人手不足，少数干部政绩观错位

形式主义难题易反弹，减负效果不明显，在东北某县扶贫办科员刘明善看来，这与基层人手不足息息相关。“和我直接对接的省直部门有8个处室，市直部门有4个科室，相当于我一个人要落实12个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少事多、有责无权，成为不少基层干部的痛点。

而针对“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减负怪圈，山西太原某区区委办工作人员梁某认为，“还是惯性思维作祟，怕担责、轻落实，担心上级精神传达不到位就被认为是失职，有些地方有时宁愿变着法把文件发下去、把会议开下去，也不想被扣上‘不落实’的帽子。”

对于这些问题，中办此前印发的《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正确的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真正把政治上过得硬、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强、“愿作为、能作为、善作为”的干部选拔出来。西部某乡党委书记坦言，“用人导向就是指挥棒，一旦政绩观错位，没能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就容易造成形式主义。”

在采访中，一些干部反映， 对上级部门的一些考核检查，有时会担心因材料不齐全而受到批评，这在客观上加重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对此，《通知》对症下药，提出精准审慎实施谈话函询和问责，规范实施问责的工作程序，及时纠正滥用问责、不当问责及以问责代替整改等问题。这一举措有助于将干部从繁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有些基层干部建议，这些举措要落地，还需出台具体细则加以规范、明确。

干部期待怎么改？

形式主义做减法，基层放权赋能做加法

基层减负，需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一些长久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要想得到长效解决，还需下足精细功夫，做好配套措施落实。

山西某县街道办副主任原某说，以精文简会为例，会议数量要减少，会议的主题设置、通知范围等也要尽量具体、避免“大而全”，以减轻无关参会单位、人员的负担。发文最好也能分清轻重缓急，多替基层做好把关工作，避免简单传达、“一发了事”。

为了给基层干部“松绑”，一些地方已在积极改变督查检查方式。吉林长春南关区规定，区直部门原则上每年搞1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对街乡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85%以上。区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朱有良对此深有体会，基层反映强烈的“数据多头上报”“同一情况反复调度”等问题正在有序改变。

“减法”有了，“加法”也不能少。《通知》提出，进一步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快制定赋权清单，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这为解决困扰基层的“有责无权”问题提供了方案。

“在以前，办理特困家庭建档可不简单。群众自主申请后，先由街道办审查受理、调查核实，最后还要区民政局审批认定，整个程序走完，一般需要20多个工作日。” 重庆铜梁区街道民政干部甘世芬介绍，去年以来，铜梁区探索为基层减负赋权，将特困家庭建档审批下放到街道办，“办理时间大大缩短。”甘世芬说，进一步向基层放权赋能，不光方便了群众，基层干部也更有干劲。

而权责明确、管理清晰，也让经常和街道、乡镇等基层单位打交道的朱有良有了更多机会倾听来自群众的声音。“目前街道、乡镇机构改革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希望继续深入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让基层干部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朱有良说。

《 人民日报 》（ 2020年06月11日 11 版）